在此之前，袁世凯有个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，就是熊希龄和他的“名流内阁”。虽然熊希龄一直以来惟命是从袁世凯，可谓“尽职尽责、全力以赴”。但毕竟已经失去使用价值，而其存在也已成为障碍。
袁世凯使出了惯用的杀手锏——伪造“热河行宫盗宝案”，嫁祸于熊希龄。
于是，北京的几家有影响的报纸如《新社会日报》、《群强报》等，突然登出熊希龄盗取热河行宫古玩的新闻。
指名道姓地刊载了一则骇人听闻的消息“现任国务总理熊希龄，为热河都统时将前清行宫内之古瓷器、书画取出二百余件，已请律师向京师地方厅起诉”。
接连几天在头版用大量的篇幅刊登熊希龄涉嫌“盗宝案”的消息，各报还发表了评论。
堂堂国务总理公然和盗宝案有关，报纸毫不留情面，京城内外顿时轰动。
“盗宝案”究竟如何？袁世凯比谁都清楚。
熊希龄也清楚这一切都是袁世凯幕后策划，只好自认倒霉。
“盗宝案”成了熊希龄的一块心病，他本想出面为自己辩护，以保全人格。但有些事不便大肆声张，很多事也很难说清楚。比如他虽没从热河行宫拿二百多件文物，但却从那里拿了一把纸扇送给了姜桂题。
若说他自己一件没拿，不是事实，如果说只拿了一件送人，谁会相信呢？再说了，燕山雪片大如席，燕山有雪就不算夸张。拿一件也是拿了，人家就没冤枉他。人要是想堂堂正正做人，就什么坏事都别干，这时候的熊希龄，处境真是要多难堪，有多难堪。
熊希龄本是读书人，既不齿于辨驳，又生性淡泊，只能于一九一四年二月愤而辞职。
果然，熊希龄辞职后，热闹一时的“盗宝案”很快收场，报纸上有关盗宝的文章也就销声匿迹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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